第三代教师陶丽正在运用多媒体教学

伍兴雄  贾军  记者  张文良 文·图

     父亲、自己、女儿。一家三代教师，见证了新中国成立60年教育的变迁。9月8日，记者来到利州区三堆小学蒲玉芳的家，与这一家摆起了龙门阵。


第一代教师蒲显文：让更多的人能读书识字

    “父亲已经去世10来年了，但他的一生对我及下一代的影响都很深！”翻看着父亲生前发黄的照片，蒲玉芳说起了父亲的故事——

    1949年，18岁的蒲显文在家乡潼南县当起了村文书。他识文断字，出口成章，一手好毛笔字更是闻名乡里，被当地人称为“土秀才”。因他有文化，政府安排他到村小当了一名教师。从此他的一家便与教师职业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    建国初期，为提高国民素质，在全国范围开展了扫除文盲运动。当时学校的教学条件很差，几间破房子，几块黑板，没有统一教材，更没有教具，教师虽然工资少得可怜，但充满激情，学生们学习劲头也很足。

    能够让更多的人读书识字，成了蒲显文最大的梦想。然而天有不测风云，在“大鸣大放”中，有人诬告他对领导不恭，就被打为“右派”，取消了教师资格。满怀惆怅的蒲显文依靠自己的木匠手艺，远走他乡，最后在利州区三堆镇羊盘村安家落户。直到1978年，蒲显文一案平反昭雪，被安排在三堆中学搞后勤，他对教育事业的热情被再次点燃。

    当时，学校正在修建教学楼，蒲显文不但自己没日没夜地干，还让儿女们都来工地上帮忙运砖和水泥，夜里让妻子看管材料。学校领导要给他们一家付工钱，蒲显文却说：“学校经费困难，给啥子钱哟。”

    由于蒲显文的敬业，退休后又被学校返聘，直到去世。

第二代教师蒲玉芳：为山里孩子打开通往外界的大门

   “我是受到父亲的感染才走进教师行列的。”1981年，高中毕业的蒲玉芳来到金洞乡水磨小学教书。当时，水磨地处大山，交通和各方面条件都相当落后，没有住房，蒲玉芳就住在村民家中；没有电，就点起油灯备课批改作业；物资贫乏，她就和同事们自力更生，自己种菜、养鸡，保证供给。

    远离繁华，安贫乐教，蒲玉芳把所有的心血都倾注在山区的教育事业上。一支粉笔，一块黑板，一本教材，蒲玉芳为孩子们打开了一扇通往外界的大门。在她的班级里，先后有多名学生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中学。

    在蒲玉芳28年的教师生涯中，送走了一批又一批学生。“学生中，有的生意做得很大，有的大学毕业考上了公务员，还有出国发展的。每到教师节，他们都记得给我打电话、寄贺卡。”蒲玉芳说，这是她的最大幸福。

    “1985年，国家把每年的9月10日作为教师节，我和同事们高兴得跳了起来。”回想起当年的情景，已过不惑之年的蒲玉芳脸上泛起了激动的红霞，“现在教师不再是‘臭老九’，工资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，成了香饽饽。”

第三代教师陶丽：为现代化事业培养新人

     2007年，蒲玉芳的女儿陶丽四川师范大学毕业，23岁的她也和母亲一样成了一名教师。“我开始并不希望成为一名教师，毕业后是妈妈要我去考教师职业。”80后的陶丽很坦诚，“让我爱上教师的是我的学生。”

    今年，陶丽已是三堆中学的初三语文教师。与母亲上课的“三大件”相比，在她的课堂上，传统的黑板前，还多了一块“白”板。“我们班级都有多媒体辅助教学，老师可以根据自己的教学安排来设计。”陶丽轻轻点击鼠标，绚丽、生动的画面呈现在白色大屏幕上，那些原本生涩、抽象的教材内容演绎成一段段精彩的故事……

     从粉笔加黑板到幻灯片、录音机，再到实物投影仪、多媒体……如今，越来越多的现代化教学设备走进课堂。这些都是蒲玉芳当年不能想象的，而对陶丽这代教师来说，已经成了教学必备工具了。

    陶丽说，随着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普及，各级政府教育投入越来越多，现在学生读书连学杂费和课本费都取消了，住校生还有补贴。教师的待遇也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。“母亲那时的工资是每个月32元，我刚参加工作那会儿，每个月的基本工资是1000元。”

    一家三代教师，都感受到了新中国教师的幸福。不过，幸福的内涵自有差别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