成都天回镇大湾村四组一处出租屋,是张云良生前居住的地方。记者 吴伟 摄
    张云良买汽油前向房东借桶,有个装垃圾的铁桶(图中所示)很脏,于是,房东将冲厕所用的同款铁桶借给了他。记者 吴伟 摄
 

  - 人物简介

  张云良

  江苏省苏州市人,生于1947年6月16日,年轻时当过兵,复员后在铁矿厂工作,后来南下广东“淘金”,2006年辗转到成都,一个人租住生活,主要经济来源靠在苏州的两个女儿资助。

  今年6月5日,川A49567号9路公交车发生燃烧事故,造成包括张云良在内的27人死亡。7月2日,四川省公安机关通报,成都“6·5”公交车燃烧案是一起特大故意放火刑事案件,犯罪嫌疑人张云良已当场死亡。

  张云良是怎样一个人?记者试图从张云良的最后三天,来拼凑起他留给这个世界的背影。

  张云良还没死时,他的死,是街坊邻居间用来开玩笑的内容之一。

  卖水果的女人会当着他面问,“老张,你怎么还没死?”

  张云良嬉皮笑脸地应道:“明天就死,明天就死。”

  过几天,女人又见着了他,“哎,你还是没死成啊?”

  头发稀疏,皮肤水肿,脸色惨白,脚有点跛,62岁的张云良看似弱不禁风。他说自己痛风,街坊们不清楚他具体得了啥病。

  不过,茶馆老板娘胡大姐,把张云良的生死当成大事。

  她是房东,怕独自一人的张云良死在家里。偶尔,她路过自己的房子,听到他屋里没声音,就隔着窗户大喊:“老张!老张!”

  屋里传来一句普通话:“干嘛?”

  胡大姐也不回答,知道他还活着就行了。

  6月5日,张云良死了。

  和他一起在燃烧的成都9路公交车上殒命的,还有26条生命。

  没人知道他的全名

  张云良只是个普通的外地人,事发后,房东找到租赁合同,才知道他的姓名

  天回镇大湾村四组位于城乡接合部,距9路公交车始发站天回镇,5站地,从天回镇到终点站火车北站,11公里。

  这是张云良距离成都市区的距离。

  他租住的小屋不足17平米,位于成都军区总医院附近的一条小街。循着小食店、菜市场,以及一个挨一个的茶馆,往深处走,一座两层居民房的左下角,就是他的安身之所,一小片竹林包裹在他的窗外。

  小街上到处都是出租屋广告,打工者、货运司机、拆迁的农民、合同制的医生护士、长期看病的病患,是这里租住的常客。

  去年6月中旬,病恹恹的张云良就被前任房东给撵了出来,怕他死在家里,不吉利。以前,发生过几起患病老头老太死在房东家的事情。

  胡大姐勉强让张云良租了她的房子,租金每月150元,水电费除外。

  茶馆里、麻将桌上,人来人往,没人过多在意某个人的来历和隐私。

  张云良的邻居、房东、牌友,都只知道他的姓。打牌、开玩笑时,“老张”、“张大爷”,能叫上人就够了。

  街坊之间也是如此,胡大姐、吴胖子、罗大汉,代号的知名度远高于姓名。

  在大家眼中,张云良只是个普通的外地人,长期在此租房治病。

  6月5日晚,张云良没有回家,电话也联系不上,街坊们嚷嚷着,要去收治公交车事故伤亡人员的军区总医院挂号寻人,却没人知道他的全名。

  胡大姐匆匆从家里找到了一年前签下的房屋租赁合同,抄下了他的姓名和身份证号。

  第二天,大家都知道,这次张云良真死了,不再只是个玩笑,“可惜他当时正巧就在那车上”。

  惋惜没维持几天,就转成了惶然。

  大约6月中旬,张云良成为警方的重点调查对象。

  成都市刑侦大队、成华区公安分局、金牛区公安分局等,先后七八次到大湾村四组。街上一家理发店的老板娘说,有时公安一来就是几十辆车,街道只能容一辆车通过,被挤得满满当当。

  街上的人几乎挨个接受了警方的查询,有的还不止一次。

  7月2日,成都警方正式公布,张云良为川A49567号9路公交车的纵火者。

  周围人开始从记忆中搜寻张云良的点滴信息,他在生前的最后三天里,一些日常生活习惯的重复,让人看不出什么意外的痕迹,而一些不同寻常的举动,又让人记忆深刻。

 6月3日:

  先后三次买汽油

  打牌是张云良的嗜好,牌友吴胖子记得,他欠的1000多块钱还没还

  警方调查期间,张云良生前的牌友吴胖子回忆,“6·5”之前,张云良曾找她借桶未果。一旁的胡大姐这才想起,6月3日上午,张也曾因此找过她。

  当天上午九、十点钟的工夫,张云良向她借一个铁桶,并说半小时后归还。

  茶馆里有个装垃圾的铁桶,很脏。于是,胡大姐将冲厕所用的同款铁桶借给他,也没问他用来干嘛,“快点哈,下午要用(它装)水冲厕所”。

  那是一个废弃的聚酯漆包装桶,容量20公斤,估计容积为10多升。成都警方随后向胡大姐索要了这个桶。

  胡大姐从警方那里知道,案发后,成都军区总医院附近一个加油站的监控录像显示,6月3日上午,张云良先后去了该加油站三次。

  头一回,张云良提了个塑料桶,被加油站拒绝售油;第二次,他提了个铁桶,交了100块钱,先加了70块钱的油,桶满了;第三次,又接了30块钱的油。

  截至目前,警方尚未对外公布这段录像。

  除了记得张云良借桶,吴胖子尚记着,老张欠她的1000多块钱还没还。

  打牌,是张云良的一个嗜好。

  张云良生前喜欢在吴胖子开的茶馆里打麻将,胡大姐为此还开过张云良的玩笑,说他喜欢吴胖子。他也半开玩笑地赞美吴胖子,“人漂亮,眼睛大大的”。

  牌友说,张云良爱打“麻将5块、10块、20块带花的”,“斗地主2、4、8、16元”,一晚上大约几百、上千元的输赢。

  在胡大姐、吴胖子看来,这么赌,难说大小,老赢或者老输那肯定很大,但平均起来也不会太大。

  吴胖子记得,张云良曾透露,女儿一个月给他寄3000块钱用于治病和生活,后被一个访蓉的江苏老乡举报了其劣习,被削减为1000多元。

  之前张云良夸大自己的病情,老说自己病得要死了,还让老乡帮忙打电话,张云良的女儿在寄钱上未作过多限制。

  张云良在牌桌上拮据起来,大约是从去年七八月份,最初向吴胖子借钱,50、100元的借。刚开始很有信用,女儿的钱一寄到,马上就还,但今年以来陆续借了1200元,一直未还。

  牌运和经济来源受限,可能多少影响了张云良的心情。

  住处附近理发店的老板娘说,张云良理发时,老聊打牌的事。有一次理发时他情绪不好,一问,他回了一句:“今天又当了‘兔子’,被他们宰了”。

  张云良还谈起,因为被女儿管住了钱,所以“今年不敢大赌了”,已经输了2万多块钱。

  6月4日:请街坊吃红烧肉

  有一次房东当面叫张云良“老色鬼”,他也没反驳

  张云良从未在街坊邻里面前提过自己的过去,大家也不关心。

  而媒体寻访到的张云良的经历是:生于江苏苏州,年轻时参军入党,复员到吴县铁矿供销科前途看好,因将厂里的铁矿石运到浙江换回化肥,“赚了点钱”,被以“投机倒把罪”判了一年半的缓刑,后来南下广东“淘金”,2006年辗转成都,平时最主要的去处就是马路边的茶铺和隔壁院子里的麻将馆。

  胡大姐觉得,老张爱显摆、爱吹牛,老在大家面前提自己的两个女儿,“大女儿在花旗银行上班,每个月两三万;小女儿差点,每月8000块。”

  据说,张云良的大女儿是苏州市一家规模很大的港资塑胶公司高管,年薪百万;小女儿在镇上的幼儿园教书,丈夫开着一家租赁公司。两个女儿都住在苏州市区。

  张云良的户籍登记地是苏州市浒墅关阳山花苑。媒体报道,张家在小区里拥有4套住宅,这是六七年前苏州建设高新开发区为其提供的动迁房。这些房子被租了出去,张本人没在那里住过一天,妻子被女儿接到市区居住。

  此外,张云良死前每月还可以领到130元的补助金和390元的土地占用补偿金。

  如果不是在经济上有所联系,张云良与其妻女走的,几乎是两条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。

  此间,两个女儿也曾劝父亲回家安享晚年,但他没把这当回事。

  成都警方在通报中说,张云良生前有赌博嫖娼的习惯,其女儿减少了寄给他的生活费,他遂多次以自杀相威胁向家人要钱,并流露出悲观厌世的情绪。

  听说张云良嫖娼,吴胖子有些不太相信,张云良的身体不佳,“他是那种放屁都还要人按出来的人,还咋嫖?”

  胡大姐听茶客说过一个张云良的绯闻。有阵子,他带了个20岁出头的女人包房,后来才知道是附近医院的一名实习护士。

  因为这事,有一次胡大姐当面叫张云良“老色鬼”,他也没反驳,反正他经常说自己又赌又嫖。

  邻居罗大汉经常看见有女人去张云良房间,“老的、年轻的都有,但没问过。”

  据悉,查案期间,警察曾排查了当地许多简陋的声色场所。

  对于经常一个人独来独往的张云良,邻居罗大汉回想起来,他6月4日的行为有些怪异。

  那天晚上,天色已黑,张云良陆续请住在周围的一些朋友喝酒,吃他亲手做的“江苏风味的红烧肉”。这一天,距张云良的62岁生日还差11个昼夜。

  谢胖子事后异常后悔吃了张云良的这一杯酒、一块肉。

  查案阶段,谢胖子正巧在昆明出差,被4名警察直接飞过去带回成都,“我怕他们认为我是老张的同伙。”

  张云良楼上刚搬来的女租户,也吃过一块红烧肉,“人不熟,意思一下就走了。老张不是四川人,交流起来不顺畅。”她的隔壁老晏夫妇,也各自吃了一块红烧肉离开。

  至于张云良说没说过“最后一顿饭”之类的话,席间他是否与女儿打电话表露过激烈情绪等细节,谢胖子未置可否,只是推给警方,说先后8次笔录中有记载。

  那晚八九点,张云良照旧去茶馆喝茶斗地主。

  在茶馆老板娘看来,一切如常。

  6月5日:早起进城

  邻居觉得,张云良是那种刚接触觉得人很随和,但久了就感觉有点怪的人

  “老张是很普通的一个人,和我们都一样”,胡大姐说。

  在成都,张云良仍满口普通话,学会了一丁点四川话。在茶馆里,他也会大声喊:“瓜娃子(呼叫服务员),搀开水。”

  他只用自己随身带着的茶壶,有时泡茶,有时喝药。

  吴胖子记得,有一次他显摆,“在电视购物上买的茶壶,900多块钱一个”,据说能“净化水,治病”。她打击张云良,茶壶的外壳是木头的,不值那么多钱,张云良是“冤大头”。

  后来,这茶壶忘在茶馆里,丢了。

  他穿着普通,在当地,大家不感觉他寒酸,但也不富裕。

  “臭美”,会和女人比手上的皮肤,张云良对皮肤很在乎。他去理发店洗头,老板娘发觉他脸上黏糊糊的。他说自己从不擦化妆品,都用纯天然的,把苹果皮、梨皮敷在脸上、手上。他连洗发水也不用,直接用白水冲。

  对此,胡大姐嗤之以鼻,“装吧”。她知道,在外,张云良用纸巾很仔细地擦桌边;在家,不打扫卫生,灰尘积得老厚,吃完的锅碗到下一顿用时才洗。

  洗发店老板偶尔和他下象棋,给他递烟,他推说身体不好只抽自己的,10块钱一包的“白阳光娇子”女士烟。他痛风也不忌嘴,喝酒,吃辣椒蘸碟。

  租房的一楼有个公共洗澡间,在张云良房间的斜对门。胡大姐说,他老偷懒在洗澡间撒尿,很臭,而厕所在楼外出门左转一小段路。很快,洗澡间就变成他私人的了。

  他偶尔拖欠胡大姐的房租。

  5月14日,胡大姐遇见老张就问,“今天几号了?”

  “我知道了,输了800多,月底给你房租”。5月30日,张云良就把钱给补上了,这是他最后一次交房租。

  他也会占小便宜。

  最初,那间屋的月租连水电一共170元。后来,张云良买了个电磁炉,那个月整栋楼的电费比平时多交100块钱。胡大姐抓狂了,专门给他加装了一个电表,并实行房租和水电分开。安上电表后,每个月就只有10来块钱的水电费。

  罗大汉说,张云良是那种刚接触觉得人很随和,但久了就感觉有点怪的人。

  如果非要有一些预兆的话,邻居罗大汉回忆,出事头几天,张云良的脾气不太好,把牌友都得罪了。

  打麻将时,张云良一把同时点了3个人的炮,有些恼了。下一把又点了炮,有人催他拿钱,他一火,从抽屉里拿出一张5元钱的钞票撕个粉碎,“催什么催嘛?早晚给你们!”

  另外被称作预兆的,是一份遗书。

  成都警方的通报提及,6月9日,张云良的家人收到了他案发前从成都寄出的遗书。

  关于遗书,有另外一个版本。

  胡大姐说,张云良的遗书并未直接寄往江苏老家,而是由一位江苏老乡,被称作老蒋的人,在其女儿来成都时,转交给她的。

  胡大姐不清楚,张云良何时将遗书交与老蒋,警方可能是在询问老蒋和张云良女儿的过程中,得知遗书一事的。

  据称,当时张云良的女儿并未立即向警方通报遗书内容。目前,成都警方也尚未公开遗书及其内容,“老蒋”仍受警方控制。

  罗大汉记得见到张云良的最后一面。

  6月5日早上,罗大汉刚吃了面条,正在刷洗锅碗之际,看见很少早起的张云良,从住处推门而出,手里提了两个商场里装衣物的那种纸质手提袋,并用报纸包住了袋口。

  他顺口问,“老张,你去哪?”

  “我进城。”

  7时40分左右,张云良带着装有汽油的塑料桶,上了公交车。

  □记者 吴伟 四川成都报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