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海交通大学5名体育本科生未完成正常学业,校方将他们劝退,其中包括乒乓球国手刘国正。舆论一致叫好,称交大此举显示了教育公平;交大管理者也言之凿凿,曰“学校并不会因为身份特殊而特殊处理”,“和其他学生一视同仁,没有特别优待”。

  交大说,考虑到运动员的特殊情况,对体育明星秉着宽进严出的原则。宽进指的是按照教育部有关条例,对于符合条件的体育明星可以免试入校;严出则是必须修满该修的学分,才能获准毕业。

  交大又说,对于一些特殊的学生,比如还在打世界比赛的选手,校方在时间和课程上都会作相应的调整,比如安排授课老师一对一地上门教学。比如刘国梁,由于平时忙于各项训练比赛,每次最多抽十天时间飞到上海来学习,学校就专门为他制订了突击学习计划。

  刘国正、刘国梁,一字之差,虽都免试上了大学,但待遇还是不一样。前者因未能完成学业被劝退;后者则通过学校专门制订的突击学习计划顺利毕业,据说,还将顺利地在该校攻读硕士学位。

  不知道除了刘国梁之外,交大还为谁开过一对一上门授课的小灶。不要说体育明星和普通大学生同等待遇,就是体育明星与体育明星之间,也会因其地位不同而致待遇悬殊。如此,怎么就算得上“公平”了?

  这么说并不是为刘国正们鸣冤叫屈。刘国正们今日的尴尬不仅是大学教育是否公平的问题,还有体育的举国体制问题。我们只是希望,不要拿刘国正们被劝退学来作为宽进严出、一视同仁的标准,自证大学道德;不要用特殊人群的偶然事件,掩盖大学的普遍问题,粉饰体制之弊。

  也许有人会说,在一个讲关系、讲人情的社会,大学是无法独善其身的,更不可能单方面坚守正义。的确,市场常常会侵蚀大学的独立性,但是,维护公平公正这一社会基本价值,是大学应有的担当。作为追求真理和民主的学术殿堂,作为源源不断向社会输送各种人才,输送遵守民主社会法治的公民的机构,保持它的独立性,是应守职责。大学不妨从劝冠军退学开始,进行真正的自我革新。本报特约评论员郝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