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果不是3段视频,6月5日成都9路公交车上发生的悲剧,也许会让许多人感到遥远。

  若只有喧嚣的怀疑和问责声,只有忙不迭的表态、承诺和慰问,我们将无法感受一场灾祸最直接的力量。那种力量由惊恐、茫然和惨烈的伤痛组成,并能最有效地触及我们的灵魂深处。这种力量来自现场。

  这3段视频,恰好向人们呈现了这种现场。尽管也许并不完整和全面,当然,更谈不上专业。第一段只有10秒,第二段2分16秒,第三段则长达5分58秒。身处不同位置的人,用不同的摄像工具,有意或无意地拍下了现场,并在网上流传。

  随后,浓烟、哀号和扑面而来的巨大悲剧感,击中了看过视频的人们。并不发生在身边的惨祸,一下子真实起来。这是任何事后的还原和解读无法做到的。

  迄今所知,这3段视频的拍摄者都不是记者。事发之时,他们因为各种我们并不知晓的原因在现场,目睹了这一过程。他们手里有手机、数码相机或者摄像机,并对着现场,打开镜头。

  这一举动,使许多人得以直观地知晓到底发生了什么。但同时,这一举动也意味着,拍摄者放弃了参与对受难者的救助。因此,这些视频和它们的拍摄者,正陷入争论的漩涡。

  大概少有人意识到,也许在不久的将来,我们中的许多人,都将不得不面临同样的选择。

  随着电子时代的进步,拍摄等记录方式,已不再是记者和专业人员的特权。大多数普通人身上,都能找到可以摄像的手机和数码产品。与此同时,灾难时常发生,我们常有机会身处现场。

  英国伦敦地铁爆炸事件的手机照片、汶川地震发生后的私人视频,无不是这种私人记录在灾难发生时的优秀之作。它们在灾难无可逃避的前提下,为人们留下了珍贵的资料。

  一个“公民记录”的时代已经来临,并将为我们更好地了解生活作出贡献。然而一道难题也伴随而至:面对灾难,我们将怎么选择?是立即奔向前尽绵薄之力抢救,还是在一段距离之外拿起手机等工具,为其他人传递信息?

  且慢,不要以为这是个不需要思考就能回答的问题。

  事实上,同样的伦理困境,存在于新闻界已逾百年。在这个以记录事实为最高追求的团体里,许多人都困惑不已,对于正在发生的苦难,是应该恪守职业道德,做一个忠实的记录者,还是应该遵从基本的人的道德,扔下机器,参与拯救苦难?

  要知道,很多时候,拍摄苦难本身能使人们获得对抗苦难的信心和勇气。正如同记录灾难能使人们感受对灾难的痛恨和对同类的爱心。这样说来,记录和参与,是一个难以两全的选择。

  在新闻界,众所周知的事例是,因为拍摄《幼女与秃鹰》,一名记者受到谴责和自责的重压,最终自杀。尽管人们相信,在这两种极端之间可以找到平衡,但事实是,这个平衡,至今无人找到。

  现在,每一个人都成了记录者。面对6月5日那辆燃烧的公交车,人们在施救和旁观之间,有了第三种选择。

  从而,以往只存在于记者身上的道德冲突,将被加诸更多人。正如其中一个视频的拍摄者那样,被许多人质疑:为什么宁肯站在远处拍摄,也不肯抄起身边的铁锤,去砸碎玻璃,救一个正被大火吞噬的生命?

  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。因为没有人能判断,砸碎玻璃是否能救出一个人;也没有人能评判,这段被仓促拍下来的视频,有多大价值。它成为这场灾祸为数不多的现场影像之一,将可以在很长时间内,让很多人感到震撼和痛苦。它将让人们从灾祸中收获更多的教训。

  所以,是不是该拍摄,真那么容易回答吗?恐怕未必。救助必定是第一位的,但是,如果有那么一两个人选择打开摄像机,我们该如何评判?

  我们很难一下子给出答案,而只能任由这个疑惑,在心里盘绕。

  既然“公民记录”的时代已经到来,越来越多的人将加入对新闻的私人记录,这也意味着,越来越多的人将不得不思考这个困境。它涉及太广泛的伦理争论,以至于,这篇文章在结尾也无法给出答案,而只能期待引人思考。

  这将是一个值得思考的话题,这将是一个日益普遍的困境。它应该得到广泛讨论,因为这关乎人们心里一些最珍贵的东西:爱、真相,等等。(张伟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