只有发言尖锐,敢于大声向官员或部门质询的代表委员才会被称为“炮手”。昨日上午的政协分组讨论,葛剑雄所在的教育界别37组不对记者开放;中午午休时间,记者在其驻地房内录下这位两会“炮手”今年的“雷”语。

  “有些委员连参加两会都是早上动手术下午来开会,他能提出什么高质量的提案来?”去年“两会”,复旦大学教授、全国政协委员葛剑雄被媒体选为“五大炮手”之一。今年“两会”,面对记者“围攻”和“棘手”的话题,他始终攻势凌厉。

  “特赦”体现尊重人权

  花白的头发,矍铄的眼神,极快的语速,葛剑雄进出会场的脚步急促矫健。他房间里的电话,终于在午休时间稍微清静了一段——人们不知道,精力过人的他其实从来不用午休。

  这两天,铺天盖地的争议涌向葛剑雄今年撰写的一份提案:“新中国60周年大庆建议实行特赦”。“有人说当前治安形势不好,也有人担心腐败官员借此机会徇私脱罪,但是我认为这些担忧完全没必要。这是一件现实意义和象征意义都很明显的事。实行特赦有充分的法律依据。”葛剑雄认为,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第六十七条第十七款规定,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之一就是“决定特赦”。

  “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,围绕宪法来做有什么问题?新中国成立后,从1959年至1975年共实行过7次特赦,首次特赦主要对象为战争犯罪分子、反革命分子及普通的刑事罪犯,包括伪满洲国皇帝溥仪。此后6次都是针对战犯,”他表示,目前已有的特赦行为都带有政治性,如今有了建国60周年这个“契机”,为什么不能借此建立我国尊重法治尊重人权的形象?

  “特赦还有很强的现实意义,一些因过失犯罪、交通肇事、理智丧失、家庭暴力等原因犯法被判刑的犯人,他们被减刑或释放,其对社会的危害是可以预计和预先防范的。特赦不是大赦也不是普赦,公检法部门完全可以制定‘特赦’细则嘛。”

  “还有一些囚犯的家庭状况不好,如果提前释放,他们也能早日回归社会建设家园。‘特赦’造成的社会影响是很好的。”葛剑雄指出,还有一个很现实的考虑是,一些贪污违法者因为数额巨大而被判死刑,但往往这样就中断了继续追查的线索,如果能缓刑说不定有助于进一步挖掘相关信息。“‘特赦’并非只有释放一种方式,减刑也是一种考虑,方式上可更灵活。”

  代表委员需设立“专职”

  会议日程已进入第7天,葛剑雄发现了“新问题”。“成员结构需要优化”,他指出,今年教育界别的全国政协委员一共108位,基本上都来自高校,一个小学教师都没有,只有一名中学校长。

  “教育界别今年讨论的几大热点,义务教育、教育公平、就业、学风、幼儿教育、医学教育、民办职业教育等,一讨论就发现,来自基层的声音太少了。”葛剑雄认为,这有“历史原因”。“民主党派成员组织方式多是邀请,不是中上层人士很难进入其中,同时也因其建言功能所致,对委员个人的专业素质要求也比较高;种种因素形成了基层人士比较少的现状。”

  “很多时候,问题都在基层体现,这样我们讨论的东西会距离群众太远,我个人非常希望能改善政协委员组成的结构,需要扩大来自基层的声音。”他诚挚表示。

  与此同时,今年“两会”让葛剑雄感慨良多。“我们的政协委员都不是专职的,很多人都非常忙,我就看到有的委员早上还在动手术,下午就来讨论,还有些开会开一半就得回去上课。这么忙怎么有精力提出有质量的提案来?”他认为,现代人的职业压力使大部分人都只能顾及到自己的“一亩三分地”,不可能对社会各方面有全面观察。

  “很多人觉得政协提案质量连年下降。我认为‘两会’到了需要有专职委员或代表的时候了,至少可以从有‘专职常委’开始。”葛剑雄指出,今年金融危机背景造就的各种话题,更加要求委员代表提案议案的专业水平提高,“不花时间调查研究就提不出有价值提案来的。”葛剑雄说,“很多委员提出的提案看起来很夺目,但我常问,你提出的这个问题在人群中所占比例有多大,有多大的代表性?他们就被问住了,因为他们不知道真实情况。”

  社会不公平造就教育不公平

  教育公平是今年教育界热论的话题之一,本报此前报道的《农村娃上大学比重下降隐情何在》引起强烈反响。葛剑雄对此观点十分鲜明:“很多人只看到高校的农村学生少,看不到教育不公平的根源是社会不公平!”

  “这些年来,城乡差别扩大的速度有多快?政府是如何推动缩小工农差别工作的?只有社会有这个推动力,教育才能比社会力量走快一步。而现实是社会急剧变迁造成的差距不是学校所能承担的。”

  “我也有让人很头疼的学生,他读到博士了,但是他说的英语我完全听不懂;也有学生阅读面太窄,那是因为他从小就没有机会读啊。”葛剑雄认为,当今教育不公平现象从义务教育阶段就开始了,只不过结果最后集中在高校里展现,“因此不要期望到了大学再来缩小这种差距”。

  院士变成植物人也要戴头衔

  近日,全国人大代表、富润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赵林中提出有必要建立“院士退出机制”。葛剑雄就认为,这在目前不太“现实”。“我国也有一定的措施,如80岁以上的院士,为资深院士,不再有投票权,不再有推荐权,其实就是退出了。但为什么目前现实中还是没有退出呢?主要是外界给院士戴上了过多的光环。其实,在非专业的领域,院士也是普通人。”

  “另一方面,我也不认为院士一定要退出,如果他有一定的工作能力,可以延续。否则就应该退出。我们国家目前没有这方面的政策是因为评估体系的问题,有些高校把有多少个院士看作一种资本。所以哪怕院士已经成为植物人,也要让他戴着院士头衔,并且滋长一种不正之风,只要挂个名就能拿薪水。”

  反对声音:特赦不合时宜

  律师王波反驳此提案不切实际

  本报讯 (特派北京记者张强)日前,全国政协委员、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葛剑雄提交提案建议:在建国六十周年大庆之际特赦轻微犯罪人与过失犯罪人。这份提案引发了社会各界、尤其是法学界的激辩。著名刑事律师、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主任、广州市律师协会副会长王波表示“强烈反对”,他认为,当下实行特赦,就好比“还不会走路,就学刘翔跨栏”。

  “特赦”会催生司法腐败

  首先,除了少数专家倡导,社会大众并没有普遍的特赦诉求。其次,在我国诚信体制极度缺失的情况下,特赦绝对是“弊大于利”的。什么人该赦?什么人不该赦?标准是什么?由谁把握?由谁执行?一连串的疑问,给权力寻租提供了极大的空间,在相关配套措施不够完善的情况下,特赦容易催生司法腐败。这就好比高考中的“特招”与“自招”,容易给老百姓提供“想象的空间”。

  而且,眼下正是中国经济困难的一年,在社会维稳压力原本就很大的情况下实行特赦,无异于雪上加霜,是不合时宜的。

  “先学走路,再学刘翔”

  特赦的理论基础,是理论界长期倡导的“宽严相济”的刑事政策。王波认为,刑事政策的制定与实施,考验一国政府的智慧。然而,“先学会走路,再学刘翔跨栏”却是亘古不变、符合规律的正确之举。

  眼下,中国在制度安排上,并不缺乏对犯罪分子施以人文关怀的规定,如取保候审、死刑犯临终关怀等。关键在于把这些规定落到实处,比如:对非暴力犯罪人,是否可以多采用取保候审的办法?对即将被处以死刑的犯罪人,是否能够提供死前亲情关怀与心理抚慰?

  他认为,功夫在平时,如果刑事政策实施得当,“不该抓的就不抓,该严惩的就严惩”,不实行特赦又何妨?

  “两会大炮”惊人之语

  “在社会不公平的情况下,能单独要求教育公平吗?城乡差别为什么扩大?社会不公,学校应该怎么办?”

  “大学生去卖猪肉有什么问题?谁说他要卖一辈子,完全可以逐步转型为食品加工专业人才,研究‘肉食品销售’这样的博士论题。做环卫工人也可以,现在我们的环卫所也要使用GPS技术,国外进大公司都要从做门童开始,大学生没什么是不能做的!”

  “现在学校‘圈地’,动辄上千亩。地方政府打如意算盘:先贷款让学校建房扩招,提高学费招自费生,到时归还本息后还可创收。银行也视大学为优质客户,反正都是姓‘公’,到时还不了,还是政府埋单。”

  “很多官员热衷想办法‘拿’博士学位,为什么?他们就为了升迁。‘博士大跃进’就是一种明显的官场学术腐败。现在官场提拔标准是选‘品种’而非选‘人才’。”

  “去年,我国的博士授予数量超过美国,攀升至世界第一。你能说我们的学术成果就超过了他们?”

  “不能严惩学术腐败,无形中就为学术造假者提供了保护伞。”(本报特派记者邱瑞贤、黄蓉芳、赵琳琳)